选一本书代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你会和她给出同一个答案吗？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张秋子已经带领学生读了五年的《达洛维夫人》，该课堂并不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学术研究或文本批评，而是选取《达洛维夫人》为底本，生发出一系列对文学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不论授课与写作，都贯穿了她与学生们共同发现的文学现象，并且以结合生活中的切身体验为特色，展现文学与每个人可能发生的关系。不论是否读过《达洛维夫人》，都可以应邀与达洛维夫人共度一天，开始一场包罗万象的文学漫步。

　　比起“教外国文学的”或“专业读者”，张秋子更想做“向绝大多数人打开文本的人”，“文学的阅读应该是一个动词，指的是它应该加入我们与自我的对话与诘问中，并参与到构建自我精神史的历程中。正是有了每一个各异的个体的回应，百年前的文本才会活过来，一部经典原本的价值只有在附加了一个鲜活读者的价值后，才能被看到。”

　　这不是一本研究《达洛维夫人》的学术作品，我也不是伍尔夫研究专家——老实说，我甚至没有读完她的所有作品。

　　准确地说，这仍然是一本文学漫谈，从《达洛维夫人》开始，进入这部小说的天地，打通小说中无数个洞穴与关隘，将它们串联在一起，然后将视线投向更远的地平线。实际上，这也正是五年来我和同学们一直在做的事。2018年，我开了一门选修课，叫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这个题目非常大，哪怕一节课介绍一个作家及作品，也难以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有什么了解。我一向不太喜欢上概论性质的课，走马观花往往就意味着浮皮潦草。所以，那时候起我就想选一本代表性的作品认真地读，读完之后，至少说起“意识流”“现代主义文学”之类的话题，同学们能够有一些切己的、细节的回答。

　　选什么书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代表，这当然是很主观的，为了契合一学期18周的课时量与学生的能力(大都是本科低年级的同学)，我最后选定的就是《达洛维夫人》。比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来，《达洛维夫人》并不太长，能够在一个学期讲完，比起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作品，伍尔夫相对来说又更好读一些；此外，这些年来，随着女性主义观念的兴起，伍尔夫也更广为人知，哪怕没有完整读过伍尔夫的书，大家可能都听过“一间自己的房间”“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之类的“金句”。实际上，在这些年的文学教育过程中，我发现绝大多数如雷贯耳的“世界名著”都没有被年轻学子认真读过，更不用提用心理解过，对文学名著的接触往往只停留在对其书名的知晓上。为了让“金句”不再只是“金句”，或者让“名人名言”回归到其生长的文本土壤中，我就想带领同学们把“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之后的整个故事好好读一读。

　　五年来，我们一次次咂摸着小说中的细节，也一次次以这本小说为出发点，聊到了文学与生活中那些更丰富的话题。这本薄薄的小书被读得越来越厚：最开始我大概半个学期就讲完了全书，但现在，我一个学期还讲不完半本书——书的内容总是包含着阅读者投入书里的东西，当我们的阅读经验变得越来越丰盈，当我们经历的人生故事变得越来越复杂，书自然也就会随之变厚。

　　上课的方式仍然是我一贯的细读课流程，每位同学都必须带同一版本的小说来到课堂——“文本就是我们的经书”——然后在我讲授每一章节之前，需要随机邀请大家复述情节和细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课堂的讨论与教学的高效性。至少大家都是熟悉文本的，不单单是带着耳朵来听的，我们也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这一次读的是一个连贯的、耗时更长的文本，它具有某种排他性，也会形成一个相对更为封闭的阅读小圈子。以往，同学们可以随机地来旁听《堂吉诃德的眼镜》里的内容，因为每节课、每个章节都在处理新的文本和新的主题，但在面对《达洛维夫人》时，则需要付出更多的坚持与耐心。

　　当然，意识流小说和以往我们谈论过的绝大部分小说都不同，它的情节很难用线性的方式总结出来，所以我会更期待同学们对细节的领受与把握，以及由文本所激发出的他们各异的生命经验。文学的阅读应该是一个动词，指的是它应该加入我们与自我的对话与诘问中，并参与到构建自我精神史的历程中。正是有了每一个各异的个体的回应，百年前的文本才会活过来，一部经典原本的价值只有在附加了一个鲜活读者的价值后，才能被看到。在细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觉得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也都是每当我讲完文学相关的内容后，得到的同学们的生命经历的回馈。我经常感到纯粹的、“就事论事”的纯文学批评很干瘪，好的纯文学批评固然会产生极大的智力或者审美的愉悦，但在回应我们的处境之惑时毕竟会“隔”，因为它始终是把文学当成一个外在于己的知识或者技术来谈，因而，“我读到的东西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成为我在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中最关切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向内而非向外的问题。

　　我身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绝大多数都不会走上学术的道路(把文学做成学术可能是最远离文学的路径)，他们也并不都是饱读诗书的专业读者，很多人在上这门课之前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甚至不过一两本(如果本书的读者对外国文学的储备量也不多,同样不必担心)。所以，摆在我面前的任务就是，首先要找到一种有趣的方式让大家感觉：嘿，外国文学还挺好玩，我愿意花时间读一读、想一想；然后，以一部小说为出发点，自然而然地发散到对整个文学世界的复盘与沉思；最后，积极且有效地加入与经典文本的对话中——不再是单向度地、枯燥地研读一部作品，而是借由文本这个他者绕回到自己，把自己的经历、想法、困顿与领悟全都慷慨地交付出来。

　　我想，再伟大的作品都不应该是供奉在神庙里受人膜拜的神祇，相反，它应该成为个体浇筑自我的基石。同样的，再有价值的作品，也不会如孤木般立着就能够释放其全部魅力，只有将其放置在整个文学传统乃至思想传统之林中，加以千百部其他作品的印证，才能被真正地解读和判断。一言以蔽之，文学的理解与解读不是单行道，而是纵横交错的思想图谱。

　　关于版本的选择，我也多说一句，因为如果读者想跟随本书把伍尔夫的小说好好读一遍，也需要和我们用同一个版本，书中有大量对于细节乃至词句的分析，只有相同的译本才能保证我们定位的一致性。我选的版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的译本，黄色封面，由孙梁和苏美所译，这个版本的译名是“达洛卫夫人”，但在中文世界中，“达洛维夫人” 早已广为传播，故为检索和发音方便，本书中人名也采用 “达洛维夫人”。选择这个译本的原因和文学或者翻译毫无关系：因为它最便宜，在网店甚至不到十元就能买到。我非常不想额外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也理解买书从来不是很多人的消费首选项，但为了保证课堂教学效果，我还是希望大家手里能有一本纸质书(同时我也会发该版本的pdf给大家)，只能择其便宜者而买之。所有人一起翻开同一页,，一起讨论那一页的同一个细节，这对一个文学课来说是非常美好的现场。

　　很多时候，我也会被问到译本选择的问题。冒犯地说一句，我总觉得如果我们不是做翻译研究或者传播学研究， 任何一个译本其实都差不多，我相信每一个经典译本也都是译者呕心沥血的结果，也都有其个人特色。球速体育官方入口逮着一部译本中的误译抨击个没完，无非是傲慢与自负，毕竟译者译对的地方总是更多的。任何对翻译或者语言稍有了解的人也许都会同意，没有翻译能做到百分之百的还原，再伟大的翻译也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翻译的困难不仅存在于不同语言之间，甚至还存在于一种语言的内部，因为人们所处的时代、阶层乃至职业的差异，语言本身也在不停流变着，所以，“哪个译本才是最好的”这样的问题显得有些徒劳。读外国文学，有能力的话当然直接读原文最好，但世界上千百种语言，我们又能精通几种? 这时候，选择相信译者并且感激译者就是最优解。我们不仅要像乔治·斯坦纳所谓的 “对伟大的作家怀抱感激之情”，还应该对所有筚路蓝缕的译者怀抱感激之情。当然，在本书中，我还是会涉及一些词源学的讨论以及对个别译法的检讨，对伍尔夫的许多文本分析也需要还原到英文原文中才能获得理解，读者若手边有一本英文的原著对读，自然更好。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想那么细地读《达洛维夫人》，也可以读读这本书，因为本书并不是《达洛维夫人》的导读、 注疏或者句读。很多时候，我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以小说中的现象为出发点，继而探讨到这部小说不曾涵盖的范畴。整部小说没有分章，但原文中伍尔夫用分隔符做出过内容上的分隔，一共分为十二部分，正是时钟走完一圈的节奏， 显然这并非随机分隔，而是代表了伍尔夫对时间元素的重视。不过，我舍弃了，重新按照我的主题把小说划分成十六个章节，每个章节讨论一个由文本生发继而扩展到整个文学史或者观念史的主题。这些问题是近年来我在阅读和思考中反复琢磨过的问题，也都是我个人的趣味和关切所在。在每一章的讨论之前，我会尽可能详细地概括总结本章对应文本的情节梗概，读者哪怕不去读原文，也能知悉本章讨论的背景。

　　我有一个野心，就是通过讲述这一部作品，尽可能地触及更为复杂的文学演变、观念流变以及现实生活批判。所以，本书有一半左右的篇幅囊括上述这些内容，和我之前写作的《堂吉诃德的眼镜》一样，虽然在讨论中会涉及大量其他作品，但我都会对作品做简单的介绍，并摘取其中重要的片段分析和细读，读者读来不会觉得陌生。自然，这种介绍不同于传统导读性质的文学介绍，我一般会省略作者信息、历史背景，单纯只讲文本的情节或者技巧，我希望提供一种专注于文本本身的细读方式。对于习惯了阅读作家逸闻趣事的读者来说，聚焦于文本的细读之法一开始可能有些难以接受。我在很多次非校内的、公共场合的细读实验中都遇到过这样的读者。不过，知道再多逸闻趣事，也许还是很难帮助一个人进入文本的字里行间，而实际上，经由细读进入肌理层面的盘剥与咂摸，本身就充盈着足够多的趣味。读者大可不必担心跟不上，文本细读是一门技术，但这种技术不单单靠大量阅读的训练得来，很多时候，它也倚仗一个人的感受力与生活经验。这也是我在课堂上，从很多阅读经验并不丰富的年轻读者身上发现的，他们的灵气与感受，已然奠定了细读的法门。

　　如果做一个比喻，本书的讲授和写作的方式，类似于依循平面图纸搭建三维空间。平面图纸就是《达洛维夫人》，分析它，解读它，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它建构起一个更为立体的批评世界。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是我想勉力为之的。

　　自然，这就涉及怎么界定文学批评的问题。我常常会被问：怎样才能确保我们的解读没有违背作者的原意呢？我们是不是在曲解作者？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阐释学问题。在现代的语境中，“作者的原意”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作家并不会在写完一部作品后，把“作者原意”放在宝物盒子里，埋在大树下，看哪个批评者能精准定位，谁挖出来谁就揭开了原意。那样批评就沦为了解密，沦为了作者的附庸。“作者原意”更近乎一种预设的概念，每个作家在创作时当然会有一些确凿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在反复的修改中，这些东西会慢慢移位、变形，有时候连作家自己都说不清楚。对于现代读者与批评者来说，就更是这样了，我们总是依据自己能读到的东西来解读文本，而不是依据作者摆出来的东西来解读，所以，重要的是你能读出什么，而非作者写了什么或者没写什么。一个强有力的解释者甚至能为文本带来原本不属于它的内容——批评者令他读到的文字内化，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并最终择定文字的某种命运。其实，这并不是现代文学批评者的专利，在科耶夫解读黑格尔、舍勒解读尼采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了解读者“六经注我”的痕迹。

　　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的本质和注疏或者导读不同，它是一种积极的创造行为。这种创造当然不是天马行空地乱想，我在几年前写的《万千微尘纷坠心田》中曾经总结过，批评所有的创造都不是无根浮萍，作家的文本、日记、书信、回忆录、传记等资料都是切实的依据，依据这些材料，想象力才能飞扬起来。现在，我必须为文学批评再添置一个信条：从根本上来说，一切有抱负的批评所依据的，都应该是批评者成熟的道德立场。是什么决定着批评者选这部作品不选那部作品，解读这个细节而非那个细节？是批评者的审美态度以及道德立场。这些年我慢慢感到，稳定坚忍的道德立场甚至可能比审美的态度更为重要，因为从道德上对庸见、流俗与从众做出冒犯和挑战，所面对的风险是更大的。美国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有一本书叫作《知性乃道德职责》(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他说的正是有了知性但并不耽于知性所领悟的审美，而是要从道德立场上，向更为具体、真实的世界投去标枪。

　　我上的文学课与我接触的年轻学子，使我无法沉溺在纯粹学术化的文学评论中闭目塞听，而文学对我的教化又使我必须用一种比以往更激烈和绝对的道德立场做出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评论如人。

　　普通读者期待着作者亲切又絮叨地交代背景知识：达洛维夫人是谁啦，她多大年纪啦，眼睛是什么颜色啦，为什么要去买花啦，等等。总之，那些关于主角的身份与历史信息就像蛋糕上的奶油，堆得厚厚的，吃起来才够味。可是，伍尔夫的笔像一柄冰凉的细刀，无声快速地切入蛋糕，把所有腻歪的奶油裱花都抛诸脑后，直接将这个叫作达洛维夫人的人生命中的一个侧切面冷不防地端给了你。

　　这种甩掉包袱的写法在今天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塞林格在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里蛮可以轻松地说，你们可别指望我去聊什么出生、家庭、父母职业这些“故事式的屁话”，但倒推三十年，这么写就暗含着一种挑战读者阅读习惯的勇气。以至于，哈代来伍尔夫家做客时，有点抱怨地说：“现在他们把一切都改变了。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小说总得有个开头、中间和结尾。我们相信亚里士多德的文学理论。可是现在倒好，有这么一个故事，竟然以一个女人走出屋子而告终。”这种写法上的变革非常具有现代意味，它暗示着作家将穿上“紧身衣”，把历史、传统乃至时间的赘疣全部割掉，更加轻盈地挤进现代世界。

　　也就是说，现代文学倾向于将漫长的故事掐头去尾，只把生命中的某个片段逮住，然后放大它，观察它，将它封装在琥珀中赏玩。人们总说时间如水，仿佛它在平面上滔滔不绝地流过，但小说家改变了时间的水平属性，让它变成了停顿的垂直形态，不断在一个动作、一个状态中往深处扎根，于是，事情的模样改变了。日常生活里，咱们上几节楼梯不过就几秒钟的事，但是，同样是上楼梯，作家的时间单位则放慢到了毫秒，也即一秒钟的千分之一。比如科塔萨尔在《上楼梯指南》这篇古怪的小说里，煞有介事地为读者介绍了怎么上楼梯：

　　上楼时一般应面对楼梯，因为侧身或背对楼梯进行将产生相当程度的不适。正常的做法是采取站姿， 双臂自然下垂，抬头(但不要过分抬头以至于眼睛看不到下一级台阶)，呼吸须平缓而规律。上楼梯应从抬起位于身体右下方的部分开始，该部分一般会被皮革覆盖，除个别情况外其大小与台阶面积吻合。该部分(为简便起见我们将该部分称作脚)安置在第一级台阶上之后，抬起左边对应的部分(也称作脚，但请勿与此前提到的脚相混淆)，将其抬至与脚相同的高度，继续抬升直到将其放置在第二级台阶上，至此，脚在第二级台阶。（范晔译）

　　我在阅读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脑补了一出上楼梯大戏， 目光与知觉追踪到了每一个动作的细枝末节之处，我开始尽情地想象：手臂垂到哪儿？皮革覆盖的部分是什么感觉？膝盖应该抬得多慢？就像在做瑜伽时，人们被提醒注意自己的呼吸，放松感要从脚趾蔓延到小腿、从腹部到头皮，放慢的文学同样延长并超越了普通的感知，人们三步并作两步上楼时所遗漏的、所放弃的，被放慢的文学一一捡起并耐心还原了。

　　在这些时刻，作家们有一种完全违背功利主义的较真，不仅让我们在阅读中重构时间本身，更逼近了那些大家习以为常的动作与形态的内核，而我相信，事物的内核总是独一无二的。中世纪神学家斯科特斯有个很美妙的拉丁词叫作“Haecceity”，翻译成英文更好理解一些，“thisness”——此性，就是这个东西有而其他东西绝对不会有的特性，只存在于此物之中的特性。假如在一部小说里浮皮潦草地写主人公看到了很多花，那么这个“花”还是抽象的、模糊的、没有特性的花，然而，伟大的作家是不会笼统地写“花”的。我常常惊讶于普鲁斯特世界里的精细：没有共相，只有具体，没有模糊，只有“thisness”，“花”变成了菖蒲花、葛兰花、龙须菜、勿忘我、椴花、凤仙花。在《达洛维夫人》中，“花”是同样具体的：翠雀、香豌豆、紫丁香、香石竹、三尾鸢……在这些时刻，物本身的独一无二性引导读者进入了一个颜色、气味、姿态都确凿的世界，甚至，它们以前是从哪个国度与地区引进的，以后的花期又能保持多久，也都一一变得真切了，事物不再是眼睛匆匆一瞥就滑过去的背景，它们被拽出了隐形的状态，浮现出特殊的轮廓。我以前读武侠小说，总看到“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说法，那么读文学大概就是“天下文学，唯慢不破”了。

　　想来，文学的魅力正在于使一个放慢乃至凝固的瞬间里饱含了关于过去与未来的所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