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日常生活与城市历史街区生活性街道更新范式

　　与城市历史街区伴生的地方生活和情感记忆在城市更新中往往得不到重视，地方风土日渐消弭。文章从日常生活的转型研究入手，尝试从主体共存、生活回归、风土传续与机制重塑四个方面构建历史街区生活性街道的更新范式。

　　李 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设计专业负责人、陕西省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任

　　进入消费社会以来，资本作用下的空间实践引发日常生活异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及地方风土的消散。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揭示了空间生产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和规训，逐利的空间行为将既有城市空间纳入消费逻辑，裹挟于旧城改造中的历史街区生活性街道，映射了空间生产的内在机理与现实问题。

　　空间消费作为空间生产的动力和源泉，决定了空间将逐渐由生活场所变成交换商品。历史街区因其独特的文化符号特征迅速被纳入消费语境，与休闲生活融合，以现代文化消费空间的面目复兴。资本借以文化复兴的形式使新的消费模式占据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历史街区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价值逐渐迷失。而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在意识形态的规训和消费活动的催化下，出现人际关系断裂、日常生活旁落、场所记忆消失等问题。

　　城市历史街区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工作的主要场所，进入消费时代以来，潜在的文化价值和消费功能被“文化复兴”政策激活，迅速变成地方政府和投资商眼中的香饽饽。作为生活场所的历史空间变成符号化的消费目的地，“风貌化”、“绅士化”等现象频发，在地记忆与文化情感逐渐消失，历史街区生活性街道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成为“夹缝”中的城市地段。

　　被消费文化裹挟的历史街区逐渐成为打造城市名片、宣扬文化的重要手段，权利的控制与资本的垄断使空间开始分化，社会主体的迁移及其对城市发展的让渡助长了资本的空间生产，历史街区逐渐沦为消费和市场的中心，生活性街道逐渐异化，日常生活也逐渐瓦解。

　　（1）生活瓦解：消费文化兴起。随着消费文化在城市空间发展中的逐渐扩大，历史街区利用本土文化的外壳进行包装，使文化成为消费的媒介用以创造充满消费符号的新型空间。虽然它给予物质空间一定的文化内涵，使得历史特征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以形式化的内容得以显现，但文化自身的本体价值已被异化，逐渐沦为营造消费和符号的牺牲品。消费行为代替了原本多元的生活方式，成为主导日常生活的文化逻辑，使生活性街道的公共交往和在地记忆被挤压，日常生活在此彻底瓦解。

　　（2）空间分化：权力与资本规训。政府为了凸显文化、推销城市，用符号化的历史形象重塑历史街区，场所文化价值与在地日常生活的缺位使得历史街区沦为资本的工具，成为风貌化的文化秀场。城市空间作为商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使得生活性街道丧失了作为生活场所的性质，逐渐变成了具有消费特征的物品。政府与资本的合谋使得城市空间开始分化。同时，政府通过话语权引导居民思想的转变，在权利与资本的教化下，意识形态得以灌输，居民开始让渡生活空间。

　　（3）主体排斥：居民让渡空间。居民对空间的让渡体现在两方面：主体的内化与意识的同化。首先，阶层的分化使得居民产生“自愿性隔离”，他们排斥社会关系、拒绝公共交往，由此加剧了社会空间的隔离。再者，权力和资本总是将城市空间形象化、固定化，并无形中操控了城市面貌。城市更新、社会发展成为其谋利的话语背景，居民被这些意识形态规训并同化，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微薄的力量难以打破二者的垄断，只能让渡具有商业价值的生活空间，由此助长了权力与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控制。

　　西安三学街片区为《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年）》确定的西安市三片历史街区之一。片区以居住用地为主，兼有文物古迹、商业、行政办公等用地。现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4处，西安市文物保护单位2处，历史建筑2处。街区总体上保持明清街巷格局，并保存有众多传统风貌建筑以及现当代不同时期的房屋，是延续西安城市文脉的重要区域。

　　整个片区经过历次旧城改造运动和2019年开始的碑林博物馆扩建工程，地段的历史原真性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安居巷位于西安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区的西侧，是片区现存典型的生活性街道，地段的保护更新一直以来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衰败的物质环境与商业消费环境的双重剥夺，地方性逐渐消失，社会、生活、空间异化现象明显，矛盾表现突出。

　　（1）地方生活空间侵占。三学街片区的更新改造一直以打造书院文化作为其独特的文化象征，充斥了大量的商业空间与文创产业，符号化、名片化变成这里的标签。为迎合市场发展，安居巷部分居民和商户开始转型，原本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居住和生活服务功能纷纷转变为书画装裱、笔墨买卖的商业空间，文化符号的侵蚀不断扩大化，挤压真实的在地文化并将传统的日常生活抛弃。空间生产不仅使历史文化资源同化，还使得生活空间成为符号化的消费空间，街道的人文性和生活性缺失。

　　（2）主体活动人群隔离。随着三学街历史街区消费空间的扩张，安居巷的社会主体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不同人群的领域圈。文房消费类设施的介入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模式，加之居住环境的更新停滞，原住民大量离开，附近打工的低收入租客进入，逐渐显现出主体错位、阶层隔离的特征。这不仅加深了居民的贫富差距，还因此形成了社会空间分异，相同择居能力的居民、外来务工者等低收入人群开始在安居巷聚居，引起了居住的层级化及外部隔离现象。

　　（3）日常街道生活衰退。主体隔离造成街道公共生活衰退，日常生活失去个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竞争、分异所取代，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活性街道逐渐变成商业性和私人化的空间。经调研，安居巷居民和商户间存在明显的戒备与隔离。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的改变加剧了生活的异化，安居巷居民失去了在地记忆和作为情感寄托的生活空间，原有的熟人社会演变为无缘社会。

　　城市更新不应盲目地追求“宏大叙事”，而应关注地方化的、真实的日常生活，体现人文关怀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实现日常生活的回归，而非空间的再生产。异化的历史街区生活性街道，应实现物性向人性的转变，由日常生活异化转向公平正义主导下的价值融合、地方认同和多元交往，形成广泛参与的持续更新机制，实现街道的主体共存、生活回归及风土传续。

　　街道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应为一系列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提供场所，给人们充分的交往自由，并消除各个阶层之间的隔离，使人们获得公平感与存在感。

　　（1）尊重差异群体，延续社区生活。尊重城市中各个群体的差异性，关注的需求，避免空间歧视和空间齐一化。通过控制迁出率和回迁率来确保具有一定比例原住居民的人口结构，同时为他们保留并创造合适的交往空间。另外，延续并呈现不同主体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空间，保留生活性街道原本的空间意象，如街区肌理、街道形态以及具有场所性的物件等，使居民的日常交往行为得以维系，最大化地保护和维持日常生活现场的内在场域。

　　（2）倡导城市权利，回归公平正义。城市权利代表着在此地居住与生活的权利，以及能够进入非正义或正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权利。生活性街道不仅作为市民、游客娱乐消费的场所，更应作为各类社会主体生活的场所，街道更新应保障公平正义的社会空间生产，通过自下而上的更新策略唤醒居民的公共意识，形成其对于城市空间使用及改造的约束与监督，避免被驱离或过度的“绅士化”，重视城市整体公共利益，保住公平正义的底线 生活回归：从缺场到在地

　　“生活”是历史街区更新中需要关注的核心内容，居民、社会空间及其交往环境是应对生活异化的主要媒介。

　　空间生产需要回归公共性，人们应通过自下而上的力量反对模式化的商业空间，对空间生产进行抵抗，形成具有差异性的生活空间与氛围。空间应由交换价值回归使用价值，将日常生活的无聊循环彻底打破。应通过自主改造与利用社区内的公共空间开展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生发多样化的日常生活，使居民在参与公共活动过程中构建和谐的互动机制，加强不同社会主体的情感交流。

　　城市更新应更好地发挥复兴社区文化、培育社会网络等职能，重视在地居民的精神生活，将租住、暂住等人口纳入邻里服务，使其通过公共交往融入社会网络，增进自我身份的认同。鼓励居民共同参与街道空间营造，提升其主人翁意识。如通过共同延续民俗文化、振兴生活性业态来重塑地域性文化，将空间、民俗与在地记忆进行融合，使不同社会群体逐渐形成具有凝聚力、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社区共同体。

　　面对生活性街道的价值本体，不能为了高效的空间生产而侵蚀生活，其生产性与生活性应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

　　矛盾空间的并置是历史街区的固有特质，自下而上的建设代表了一定的生活特征与文化价值，是对抗同质化商业街道的关键要素。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需要平衡精英与大众的不同需求，适当保留并利用商贩与居民侵占街道的“天性”，通过多方的协作帮助其对街道空间进行自发改建，植入差异化的空间功能，从而营造多元化的街道环境，以此激发具有在地性的街道活力，传续风土。

　　历史地段生活性街道拥有大量体现传统特质的空间场所，其天然的消费属性与价值同样需要关照。在更新过程中应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复苏，激活一部分传统“文化基因”，使之融入现代生活。引导地方居民自主参与文化发展与街道空间改造，充分发扬具有真实性的市井文化，如特色节庆、人文风俗等，以内涵式发展实现“以文兴商”的目的。

　　社会主体是多元的，他们有权利参与、解读、营造空间。坚持民众的主体性并保障居民的权益是城市更新中的重点，应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多方参与更新机制，注重公众的需求和邻里的交融。

　　街道更新必须坚持从公共利益出发的理念，对所有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利进行保护，赋予居民在城市中开展活动、参与城市事物的合法性，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及公众参与平台，鼓励共商共建的自主更新，以规范的程序和方式来表达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实现更新中的全过程参与及决策，形成空间生产的“程序正义”。通过社区规划师的驻地服务指导居民参与各个阶段的更新改造，在过程中时刻反馈居民的建议，尊重其对日常生活差异化的需求，形成陪伴式设计，不断修正空间生产中的异化现象。

　　政府应实现从操作者到组织管理者的角色转换，在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和管理模式的前提下进行社区赋权，鼓励居民自主改建或适当实施开发权转移，有效缓解单方财政压力。同时主动规范开发商的投资行为，使其尝试政企合作和社企合作的模式，利用PPP实现多元化的资金支持。另外，引入众筹商业机构、NGO组织与联盟等第三方力量，依靠银行、信托等非盈利机构，设立基金会吸引私人投资，建立政府公共部门与非公共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使更新开发更具灵活性。

　　持续的监督管理是保障更新实施的必要途径，应加强责任监督机制，建立相关的管理组织监督各利益群体在更新过程中的行为与效益，保障街道更新的持续性及透明化。另外，鼓励社会自治组织的积极参与，提升普通民众对自身利益的协调能力，使其自主规范街道经营活动，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街道监督机制，形成相互约束、相互照拂的道德共同体，实现经济增长与社区保育的可持续发展。

　　回顾我国城市街区的更新历程，空间环境的变化反映了消费社会影响下的空间重组。这些集消费、娱乐为一体的符号化空间，既是城市的“消费名片”，也是城市的“文化遗憾”，浓厚的商业氛围让历史街区成为文化消费的附庸，而非地方风土的载体。历史街区的生活性街道沉积丰厚的地方文化和日常生活，联系着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空间系统，是体现包容、正义、人本、风土的核心区域。在更新过程中应将街道的公共性、生活性作为历史街区的文化纽带，回归其作为生活家园的本意，在日常生活与公共场所中延续真实的文化内涵，使阶层更加融合、生活更加真实、空间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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