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何为：情感研究的方法、谱系和意义

　　2023年4月20日下午，由浙江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社团观通学社主办的学术活动——“现代社会与文学中的情感问题暨《情感何为：情感研究的历史、理论与视野》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情感何为》一书202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文学界第一部关于情感研究的当代学人论文选集。该书重点突出情感问题与现代性发生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既涵盖了“情动转向”及相关辩论反思，也包括对情感从早期近代至现代及至当代的嬗变转型的讨论，论题涉及18世纪至20世纪的现代情感、意识、感官知觉与书写阅读等历史与理论，同时也突出了后现代和媒介融合情境下情感与媒体、图像、电影、当代社会的关系。该书两位编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春田与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姜文涛，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吉贤，扬州大学文学院熊庆元，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范雪，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正萍，浙江大学文学院陈奇佳、史文磊、咸晓婷、邢程，以及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吴宝林，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吕彦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李裕政等十余位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会。活动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张广海主持。

　　在编者导读环节，《情感何为》一书的两位编者张春田和姜文涛分别作主题报告。

　　张春田的报告《“情感”视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从编译《情感何为》一书的缘起入手，在范式层面，结合具体选文的意义和价值介绍了全书基本情况，并以具体理论家、研究者及相关研究为线索，串联式介绍了西方“情感”理论和中文世界的相关成果，提出在研究中要不仅以“情感”为对象，更应以“情感”为视野和方法。张春田着重强调了在中国介绍“情感”相关理论与西方原发语境的不同，如对西方“情感”理论中重要的“情感转向”（emotion turn）既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考量，又如“情动”（affect）概念/“情感政治”范畴与二十世纪中国更多具有集体性因素的“情感”状况的契合问题也要具体分辨。他还提出了在该书的选文与翻译中，所涉及的大量中/英文核心概念和表述在内涵和外延层面的复杂问题。接着，他借王国维和台静农两个具体实例，指出“情感”维度对于理解他们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思想流变乃至于个体存在、历史遭际的独特意义，展示了如何从文学/思想/情感/政治的相互交缠出发展开“情感研究”的实践个案，揭示出如何以“情感研究”为视野和方法，激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空间，引导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向新的人文话语和视野开放。

　　姜文涛的报告《长18世纪的情感美学与印刷文化——以英国为例》，首先简单介绍了中文世界“情感研究”的相关译介，提出我们对当前人文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各种“转向”应持一定程度的批判性反思态度。接着，姜文涛借助对所谓“长18世纪”（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情感”问题与同时期现代印刷文化的爆发、现代文学和文类的产生、机构性职业化人文/科学知识的形塑等之间关系的简短阐述，引入丰富的数据和文献，呈现了如何从文学、科学、道德哲学等具有内在关联的领域入手理解现代情感话语的出现、演变及其影响，揭示出有关情感的近现代知识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作为情感知识系统的现代文学体制是如何发生的，这一体制与宗教和科学的历史性关系是如何呈现出来的，而这又与现代人文科学的发生发展以及当前势态是什么样的关系。他着重强调了从具体的历史视角、社会语境和学术问题意识出发才能深入地研究情感问题。他认为，我们需要坚持跨学科、理论化、历史化，这样才能避免抽象地谈论问题（包括情动、抒情等），尤其提出了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视野下晚明至晚清中国的情感和出版文化与英国相似情形进行并置考察的思路，指出《情感何为》一书中有关“早期近代与情感”部分也许为我们理论性地处理中国早期近代情感的问题提供启发性思考，并特别推荐了其中第九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林凌瀚的《风，梦，剧场：情境的谱系》一文。

　　张正萍的报告《激情、行动与历史——情感史研究的一种可能性》，在西方思想史的脉络中探讨了激情与理性、激情与行动、情感与历史的关联，阐释了情感史研究的一种可能性。她首先分析了17、18世纪激情与理性关系的革命性扭转。在17世纪大多数探讨激情的著作中，理性一直都是各种激情高高在上的主宰者，但这一关系在大卫·休谟那里发生了颠倒。休谟宣称“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激情之外，再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休谟的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亚当·斯密等18世纪思想家的极大支持。其次，张正萍分析了17、18世纪有关激情与行动联系的论断。17世纪的四位哲学家笛卡尔、布朗士、霍布斯、斯宾诺莎，都承认激情对行动的驱动力，然而，他们同样担忧激情会造成各种谬误。但在18世纪休谟的人性科学中，唯有激情才能控制自己的趋势，在爱财、利益激情的自我控制下，最初的正义与财产权形成，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一般规则逐渐形成，于是文明社会与文明政府形成。在休谟人性科学的基础上，斯密突出同情在人类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正义、良心等德性的形成基于人同情他人不同情感后形成的一般规则。顺着这一逻辑，张正萍最后谈到了情感与历史的关联。维科和卢梭在探索人类语言的最初形成时将人类的第一声言语归功于激情。这种“起源”研究是18世纪历史哲学的重要特征。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讨论荣誉的起源时诉诸于人类的骄傲之情，这对休谟早期探讨骑士精神和现代荣誉观念时极具启发性。对“骑士精神”“荣誉”“爱情”起源的追溯形成了一类特殊的历史。张正萍认为，根据休谟对激情的分类，一类是剧烈的激情，一类平静的激情，实际上“荣誉”与“爱情”的历史常常表现为一种平静的激情；而这类历史为情感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何吉贤的报告《丁玲与中国革命中的“热情”》，以“热情”为关键词观照了丁玲一生的文学言说，并以此切入、延伸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考察。通过对“激情”/“热情”概念的辨析，他将“热情”既界定为推动个人投身文学、以一种情感性的叙事或抒情的文学形式表达自我的机制，又视作建构个人与他者、社会、民族及国家之间关系的方法与桥梁，并借助对1940年代中期冯雪峰致丁玲信中有关“平静和热情”的讨论及其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催生、和1980年代初期晚年丁玲对瞿秋白“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评价的诠释和回应这两个重要瞬间的探讨，展现了作为丁玲文学创作乃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背后动力和价值追求的“热情”，并以对“热情”的不同定位、“热情”在文本中所呈现的不同形态为标识，确认了丁玲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借此尝试重新打开丁玲的文学文本。

　　熊庆元的报告《情感与革命：19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剧”中的情感问题》，围绕《年青的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这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教育剧”文本中的“情感”要素、类型及其结构性意义，诠释了作为“新的情感类型学”生成的“情感的革命化”（以阶级认同为标准的新型情感分类体系的形成，亲情、友情、爱情之“公共性”的凸显）和作为“抒情的政治”诞生的“革命的情感化”（以政治抒情出现的革命表述和“抒情”对情感的“归正”效果）这一机制性的双向过程，并对由此带来的“情感危机”“美学危机”和在文学书写中这种危机的具象化呈现——“革命情感的时空结构”（尤其以新的“家族”秩序之形成为体现）展开讨论，引入具体详实的文本段落，通过文本细读和重新阐释，呈现了不同于以往“社会主义教育剧”研究的范式、思路和结论。

　　在圆桌讨论环节，范雪、史文磊、咸晓婷、邢程、李裕政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聚焦于“情感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引入和运用”，围绕“文学作为sensibility的训练及其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文学‘起源’瞬间的情感机制”“‘情感’与文学叙事的动力”“中国古典诗歌对‘情’的书写和中国哲学对‘情’的论述”“二十世纪中国的稳定情感模式”“中国革命中的‘情感政治’”“‘情感史’对文学研究的范式启发”“‘情感+×’作为讨论维度”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与回应。学者们以“情感”为观照视角重新考察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指出现有的文学/文化研究在“球速体育情感”领域挖掘的不足，并结合研究实例探索了怎样与西方“情感”理论在概念、范式等层面进行磨合调适，进而探讨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的“诗缘情”说、“情”“性”并称现象、“哀而不伤”的批评标准，以及文学、情感、教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研讨会的最后，浙江大学文学院陈奇佳作学术总结。陈奇佳将《情感何为》视作成体系的西方“情感”相关理论的阅读指南，并以情感与“激情”和“信仰”、情感与经验/感官想象、欲望化的情感、“技术挑战自然”语境中借“情感”发声的疑问与忧思、中国古典文学中独特的“情感”机制等问题为线索，谱系性概括了相关思想家、理论家的多维度思考，总结了本次研讨会和《情感何为》乃至“情感研究”的思考进路，尤其强调了《情感何为》中的相关论述有助于解决中国古典文学（尤以中晚明文学和思想潮流为代表）的“情感”机制在目前尚未完全话语化且难以理论化的问题，并着重提出了在面对非自然的技术介入生命情态时如何借助“情感”达致“向死而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