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情感表达——2020年爱尔兰文学综述

　　英国正式脱欧和新冠疫情肆虐是影响2020年爱尔兰社会的两件大事，爱尔兰文学明显表达出危机重压之下对于情感宣泄和心灵慰藉的重点关注。这与近年来爱尔兰文坛从宏大叙事向日常话题的整体转变不谋而合，对于家庭关系、亲密感情的探讨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线，吸引着大量作家投身其中。而且，这一对于亲密关系的探讨又与爱尔兰文坛近年来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和国际化色彩相结合，表现出注重表达亲密关系中的女性体验、国际化体验的潮流。

　　爱尔兰新秀作家萨莉·鲁尼（Sally Rooney，1991—）曾在她的处女作《聊天记录》（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2017）的题记中引用美国诗人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的诗行：“在危机时，我们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决定，我们究竟要爱谁。”这句诗用来总结2020年的爱尔兰文坛印象再合适不过，危机时刻的情感表达拨动了作家和读者共鸣的心弦。

　　2020年给爱尔兰带来“危机”的有两件大事。一是几年来纷扰不决的英国脱欧（Brexit）终于在2020年初尘埃落定，1月31日英国在法律上正式结束与欧盟长达四十七年的伙伴关系，进入脱欧过渡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南北爱之间的边界问题走向如何，英爱关系会如何发展，北爱问题的“潘多拉魔盒”会不会再次打开，这些已被反复论证的问题如今真正进入现实，给爱尔兰的未来发展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带来了空前的健康危机。

　　危机当前，疾病、死亡和抗疫相关的话题自然颇为抢眼。正如爱玛·多诺霍（Emma Donoghue）所言，“疫情是叙事的金矿，它提高了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的危险性，每个吻都是一次赌博”。虽然文学的表达需要时间，但2020年的爱尔兰文学已经明显表达出危机重压之下对于情感宣泄和心灵慰藉的重点关注。这与近年来爱尔兰文坛从宏大叙事向日常话题的整体转变不谋而合，对于家庭关系、亲密感情的探讨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线，吸引着大量作家投身其中。而且，这一对于亲密关系的探讨又与爱尔兰文坛近年来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和国际化色彩相结合，表现出了注重表达亲密关系中的女性体验、国际化体验的潮流。

　　在战争、瘟疫等大面积灾难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以往的危机书写多会从宏观的角度描写整体的灾难场景和通常以男性为主的危机体验，然而，2020年的数本爱尔兰新小说却反其道而行，重点从女性的角度，用相对缩微的场景，展现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挑战了男性主导话语对英雄主义的狭隘定义。2020年新冠疫情令人始料不及，文学的表达尚需时日，这些文本并非直接诞生于本次疫情，但涉及的相关主题在2020年的特殊环境下读来具有很强的现时性。而且，这些文本不约而同地展示了女性在危机和死亡面前的情感体验，突出了女性的自由意志和主体地位。

　　多诺霍的《星之引力》（The Pull of the Stars）或许是首批“疫情小说”之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最早的抗疫护理员小说——讲述了护理工作者在小房间内奋战挽救生命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在不经意间契合了时下的热门话题”。多诺霍出生在都柏林，目前移居加拿大，已经出版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包括2010年获得爱尔兰最佳小说奖并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的《房间》（Room，2010）。《星之引力》本是作家受1918年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一百周年纪念的触发创作的小说，交稿时恰逢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这本历史小说设在1918年被一战和西班牙流感双重摧残的都柏林，以护士兼助产士朱莉娅·鲍尔斯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她在产妇隔离病房的三天。小说语言颇具实验风格，在意识流和人物对话之间自由流动，所有对话均无引号。

　　朱莉娅和林恩医生以及一位女性志愿者一起，陪同那些感染了流感的待产母亲在隔离病房与死神抗争。即使没有疫情，生产对于女性来说也是一次生死考验，尤其在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下。但这种冒险，因为太过日常，其英雄性不被承认。同样的，陪着这些产妇隔离的三位医护人员的牺牲奉献，也被视为正常工作没有得到重视。凯瑟琳·林恩（Kathleen Lynn）是位历史人物，1874年出生于爱尔兰西部梅奥郡，当时，西部正处在爱尔兰大饥荒（the Irish Famine，1845—1852）之后的萧条期。林恩从小目睹乡民饱受贫穷和疾病的困扰，十六岁时矢志从医，经过长期专业训练之后成为爱尔兰首位女性医生，并于1919年创立爱尔兰首家儿童医院。政治上，她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担任过新芬党（Sinn Fein）行政副主席，参加过1916年复活节起义并担任首席医疗官，此外还是爱尔兰女性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林恩的在场提醒读者，女性在爱尔兰历史上的作用曾经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相对于那些被奉上神龛的男性革命先烈，她们对爱尔兰所做的贡献都湮没于历史中，这一点在一位男性护工谈论女性选举权问题时浮上了明面。那位男护工反对女性参与选举，在他看来，女性没有打过仗，没有交过“血税”（blood tax），但是，林恩的经历显然否定了这一成见。而且，数小时前，迫于有限的医疗条件，朱莉娅刚刚冒着被感染致命流感的危险为一位产后大出血的病人手动剥除了残留的子宫胎盘：“温热的鲜血漫过手套，一直把我的整条手臂染红。”这样的描写点明了女性（产妇和护士）一直被忽视的隐形“血税”，彰显了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瓦解了男性民族主义话语认为只有战争和暴力才是流血牺牲的片面之词。

　　相比多诺霍对医护群体的关注，诗人伊莱恩·菲尼（Elaine Feeney）的小说处女作《一切如常》（As You Were）则从病人的角度展示了死亡与疾病威胁下的女性日常英雄主义。小说聚焦一间癌症病房里的五位女病人，以新入院的病人辛妮德为叙述者，通过她的观察和意识流徐徐展开，并在形式上呼应主题，叙述段落支离破碎，经常在现在和过去之间、人物和人物之间来回跳跃，通过混乱的对话和只言片语的暗示嵌入病房外更为广阔的世情画卷。这里有拒不承认自己身患癌症的年轻母亲，在向家人和病友隐瞒病情的同时孤独而疯狂地在网上搜索可能的医疗奇迹；这里还有工薪阶层的主妇，卧病在床却还通过手机指挥安排家里的一切——替酗酒的丈夫善后，安排未婚先孕的女儿去曼彻斯特堕胎等等。小说中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辉煌一笔的女医生，也没有不顾一切拯救病人的英雄行为，《一切如常》表达的是一种更为日常、更为隐蔽的英雄主义：这些女性在明知时日无多的情况下，仍然以极大的爱、耐心和勇气“一切如常”地生活，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亲友应对死亡阴影。

　　北爱作家麦琪·奥法莱尔（Maggie O’Farrell，1972—）以莎士比亚夭折的儿子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哈姆内特：关于瘟疫的小说》（Hamnet: A Novel of the Plague）则从被疫情夺走亲人的幸存者的角度与当下的疫情产生共鸣。1596年莎士比亚十一岁的儿子哈姆内特死于鼠疫，大约四年后莎士比亚创作了他最著名的悲剧，并用儿子名字的变体命名它为《哈姆雷特》（Hamlet）。然而奥法莱尔的虚构小说的焦点却是莎士比亚的妻子阿格尼斯，莎士比亚本人则极少露面，仅作为“她丈夫”“那男人”“拉丁语教师”出现。小说最大限度地与莎士比亚这个名字隐含的巨大文化遗产解绑，因而获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和更广泛的普遍性，成为一个可能发生在任何普通女人身上的故事。小说沿着两条叙述线索展开，一条线索向前，叙述阿格尼斯的双胞胎儿女朱迪斯、哈姆内特突然感染鼠疫去世的过程，另一条向后，以倒叙的方式回忆了莎士比亚夫妇相爱成婚的过往。小说中有一段长达十来页的疫情来源追溯尤其能令当下苦于新冠疫情的读者产生共鸣：一只跳蚤以猫、老鼠、商船船员、军官、琉璃制造商为宿主，最终混在一盒玻璃珠里感染了朱迪斯。丈夫远在伦敦，阿格尼斯忙于操劳家务，没能第一时间发现孩子们的症状。悲剧发生后，她不顾疫情收敛孩子遗体的一幕令人泪奔。这是一个痛失所爱的故事，也是一个幸存者如何应对这种悲痛继续生活的故事。这本“沉痛而及时地探讨家庭、悲伤和失去”的小说获得了2020年的百利女性小说奖（Women’s Prize for Fiction）。

　　文学传记《喉咙里的鬼魂》（A Ghost in the Throat）则以令人动容的方式描述了政治危机之下的女性幸存者的情感宣泄与文学表达的关系。该书获得2020年爱尔兰图书奖的最佳非虚构类作品奖（Non-Fiction Book of the Year）和最佳图书奖（Book of the Year）。传记的主角是18世纪爱尔兰天主教女诗人艾琳·奥康纳尔，她是没落的爱尔兰本土地主奥康纳尔家族成员，是后来被称为天主教徒“解放者”（The Liberator）的政治家丹尼尔·奥康纳尔（Daniel O’Connell）的姑姑。艾琳与丈夫生活在新教徒压迫天主教徒的最黑暗的《刑法》时期，天主教徒被剥夺所有政治权利，不能拥有超过五英磅的财产，艾琳的丈夫因此被人寻仇，仇家要求用五英磅买他所骑之马，被拒绝后开枪打死了他。据称怀着身孕的艾琳闻讯后赶到丈夫尸体旁，捧起他的鲜血连饮数口，之后长歌当哭，创作了《哀悼阿瑟·奥里利》（“Caoineadh Airt Uí Laoghaire”），彼得·列维（Peter Levi）1984年就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Oxford Professor of Poetry）时称这首诗是英伦诸岛整个18世纪最伟大的诗歌。这首著名的爱尔兰语悼亡诗吸引了包括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约翰·蒙塔古（John Montague）、托马斯·金萨拉（Thomas Kinsella）等多位成名诗人的关注，被译为现代英语。传记作者多里安·尼戈里奥法（Doireann Ní Ghríofa）是一位女性诗人，她对于这首诗的感悟与上述男性诗人并不相同。在她看来，艾琳不仅仅是某位可怜男人的遗孀或者某位球速体育官方网站著名男人的姑姑，而是一位用艺术来应对和表达失亲之痛的前辈诗人，是令她敬佩和认同的女性榜样。《喉咙里的鬼魂》游走在文学翻译和传记之间，不仅仅讲述了一位18世纪女诗人的人生危机和情感创伤，还探讨了一代代女性作家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付出的“时间和努力，它们要么被忽视、被贬损，要么湮没无闻，完全不再被记起”。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论及男性价值观对于文学选材的影响：“直白点说，足球和体育是‘重要的’，追求时尚和买衣服是‘琐碎的’。这些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从生活带到小说。评论家会认为，此书重要，因为它谈的是战争。彼书不重要，因为它讲的是客厅里女人们的情感。”2020年的爱尔兰文学高度关注危机之中的女性体验，全方位地描画了女性的真情实感和日常英雄主义，上述作品的出版和畅销充分说明了“女人们的情感”一样具有感人的魅力和重要的文学价值。被隔离的孤独、被死亡威胁的恐惧、痛失所爱的撕心裂肺、小人物在集体性灾难面前的勇敢与坚韧等等，这些情感超越性别，在当前的疫情背景下读来益发显出普适性的感人力量。

　　爱尔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进入一个快速世俗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天主教会丑闻的一再爆发大大削弱了天主教会对于爱尔兰国民的精神掌控，曾长期占据官方话语的“家-国”同构的民族主义话语模式逐渐瓦解，民族的概念同国家的概念解绑，变得更为宽泛、更为自由。与此同时，玛丽·罗宾逊总统在1995年发表《珍惜爱尔兰流散人口》的演讲，明确地发出重估流散历史和爱尔兰民族性的信号，认为“爱尔兰性（Irishness）并不局限于国界”“移民不仅是悲伤和遗憾的历史，还是奉献和适应的强大故事”。当代爱尔兰文学在这种日益宽松的宗教、政治和文化氛围内逐渐摆脱以往的创作紧身衣，在素材选择、价值取向与美学风格上均日益展现出多元化、实验性的创新意识，并倾向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构建爱尔兰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国际化趋势在2020年又催生出多部重要作品，不论其背景地设在爱尔兰本土，还是涉及美国、巴勒斯坦、中国等异域，都致力于剖析爱尔兰民族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快速变化。而且，这些作品同样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宏大叙事，用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微观视角来展示更为个性化的情感体验和身份表达。家庭关系、亲密感情仍然是理解这些故事的关键切入点。

　　2020年，现任爱尔兰桂冠小说家（Laureate for Irish Fiction，2019—2021）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 Barry，1955—）出版小说新作《千月》（A Thousand Moons）。该书是小说《长日无尽》（Days Without End，2016）的续集，以《长日无尽》的两位男主人公收养的印第安孤女威诺娜为主人公，讲述了她在美国内战后的田纳西州受到的歧视伤害以及她后来乔装复仇的故事。巴里展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代言功力，这位已经六十五岁的爱尔兰中产阶级白人男性作家用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一位十来岁的美国底层阶级印第安少女的故事，面临的挑战可见一斑。巴里一向致力于用他的小说刻画流动的爱尔兰历史，他的麦克纳尔蒂（McNulty）家族系列小说从爱尔兰西部起始，到《长日无尽》中移居美国的汤姆·麦克纳尔蒂，再到这本小说中他的印第安养女，勾画出一部日益国际化、多元化的爱尔兰流散文化史。爱尔兰身份在这里已经不再靠血缘和地缘关系来维持，而表现在情感上的亲近和文化上的认同。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科勒姆·麦卡恩（Colum McCann，1965—）出生于都柏林，目前长住纽约，是爱尔兰小说国际化潮流的代表。他的新作《无限边形》（Apeirogon）进入了布克奖长名单，据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公司已经购买了该书的电影改编权。小说题目来自数学术语，指有无限条边和无限个顶点的多边形。小说情节取材于巴以冲突的两位真实人物，分属巴以两个阵营的两位父亲在同样失去爱女之后跨越边界成为朋友，向世界发出受害者的共同抗议与和平呼声。小说以这两位父亲为中心，用1001个小节（致敬《一千零一夜》）来展开无限边形的诸多条边，有女孩子的糖果手串，有耶路撒冷检查站上空的飞鸟，有狱中的可口可乐，有的短至一句话，有的是感人至深的长篇采访，甚至还有一节不着一字，只有一个巨大的黑色方块，仿佛语言已经无法表述这终极的黑暗。对爱尔兰性的拷问隐藏于小说对于政治暴力受害者的情感创伤的多立面表达上。不论是巴以冲突，还是爱尔兰经历的殖民冲突、兄弟阋墙、北爱纷争，这些政治冲突给普通人留下的精神创伤是相似的，这种深层的情感联系或许正是这一题材最早吸引麦卡恩的一个原因，也是该小说引发千千万万读者的情感共鸣的原因。

　　布克奖得主安妮·恩莱特（Anne Enright，1962—）五年来首次出版新的长篇小说《女演员》（Actress），小说从女儿诺拉的角度来审视她去世的母亲，后者就是标题所指的“女演员”，她曾在爱尔兰和美国的舞台上大放光彩。这是一部关于明星如何处理家庭亲密关系的故事，也是一个爱尔兰人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其民族性的故事，与此同时，小说还反映了女性在职业奋斗的过程中所受的歧视和压迫以及母女之间的代际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小说将场景设于爱尔兰本土，展示了爱尔兰境内多元文化和民族融合的问题。爱尔兰一向以向外移民人数之多著称，但在凯尔特虎时期（约1995—2007年），爱尔兰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众多他国移民。这种“从外部他异性（alterity）向内部他异性的转变”使得爱尔兰的民族性问题更加复杂。多纳尔·瑞安（Donal Ryan，1976—）曾两次进入布克奖长名单，并被誉为“爱尔兰新秀作家之王”。《奇花》（Strange Flowers）是他出版的第六本小说，获得了2020年爱尔兰图书奖（Irish Book Awards）的年度最佳小说奖（Novel of the Year）。1973年，二十岁的爱尔兰姑娘莫尔悄悄离开闭塞的农村家乡，留下伤心欲绝的父母。五年后，莫尔突然归来，却对过去的五年讳莫如深。追随她而来的还有一个男人——当地人歧视他，不仅因为他是英国人，还因为他有黑人血统——以及他与莫尔短暂爱情结下的“奇花”约书亚。小说跟随这三代人的生活，讨论了政治、肤色、阶级等因素对于爱尔兰民族性的多重影响，以点及面地展示了爱尔兰乡村生活在20世纪末的变化以及日益多元的家庭关系和情爱伦理，具有史诗般的效果。

　　布克奖得主罗迪·多伊尔（Roddy Doyle，1958—）的新作《爱》（Love）从标题上就显示了对亲密情感的重点关注。已经移民伦敦的戴维回到都柏林，与他的发小乔约在酒吧相聚，小说跟随这对中年老友的脚步，走过一间间酒吧，在推杯换盏之间串起两人的过去与现在。虽然小说的情节乍看颇似乔伊斯的《一小片云》（“A Little Cloud”），但多伊尔的都柏林已经与乔伊斯时代大不相同，酒吧夜生活展示的不再是酗酒爱尔兰人的精神瘫痪，而被描画为一种具有爱尔兰特色的社交和生活方式。多伊尔一如既往地采用都柏林北郊方言，大段的对话活灵活现，展示了作家对鲜活语言的敏感。不过，小说的情节并不出彩，穿插跳跃的叙述宛如醉后乱语，十分挑战读者的理解力和耐心。一直到篇幅过半之后，乔的难言之隐方才吐露，在看似没有情节的东拉西扯之下隐藏的是一个关于初恋、婚姻、嫉妒与宽容的爱的故事。

　　比利·奥卡拉汉（Billy O’Callaghan，1974—）的短篇小说集《船夫与其他故事》（The Boatman and Other Stories）同样表达了跨文化背景下对于亲密关系的思考。例如，在标题故事《船夫》中，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女儿夭折的伤痛中回忆起父亲亡故时的情景，又联想到他曾经读过的一个中国船夫将女儿葬于大海的故事。情节不多但细节感人，跨文化的哲理思考既对比了不同文化对死亡的理解和应对，也肯定了同一境遇下的人们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小说集中的其他故事也都致力于展示“普通生活中平静的英雄主义和温柔的尊严”，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盛赞这本书是“他今年［2020年］读过的最好的小说”。奥卡拉汉还写过颇受赞誉的长篇小说《我的科尼岛宝贝》（My Coney Island Baby，2019），这也是一个国际化框架下的情感故事，背景地设在美国纽约。

　　除了上述精选的代表作品之外，还有许多作品同样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当代爱尔兰文坛关注家庭关系、审视亲密情感的潮流。例如，凯瑟琳·麦克马洪（Kathleen MacMahon）的新作《空余蓝天》（Nothing But Blue Sky）讲述一位丈夫在妻子遭遇空难之后才突然发现并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从而踏上了（重新）理解妻子、理解自我的历程。此外还有希拉里·范宁（Hilary Fannin）的《爱的重量》（The Weight of Love）、曹依林·休斯（Caoilinn Hughes）的《狂笑》（The Wild Laughter）、艾米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的《陌生酒店》（Strange Hotel）。萨莉·鲁尼大受好评的小说《正常人》（Normal People，2018）被改编为电视剧后于2020年4月在英国广播电视台（BBC）和美国Hulu网站首映，剧集保留了小说对于现代人亲密情感的坦率探索和细腻表达，同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情感书写的重要性和受欢迎程度。

　　2020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刊发《危机时刻，人们需要文化》的文章，指出横扫全球的疫情导致人们大面积保持社交距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文化的情感慰藉和凝聚力量尤显重要：“在这个充斥着巨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感的时刻，它［文化］提供慰藉、灵感和希望。”无独有偶，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凯莱赫（Margaret Kelleher）在论述爱尔兰当代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公共价值”时也着重指出，政府在支持文学艺术时要放弃实用主义的观点，不能只关注文学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还要承认其隐形价值，并创造出“创造力的健康生态环境”，确保每位艺术家都得到滋养和承认。2020年的爱尔兰文学有力地佐证了这些观点，优秀的文学作品真实地描写个人在死亡和危机面前的情感反应和精神创伤，捕捉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并在多元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拷问爱尔兰的当代民族性，起到了形塑共同体的文化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微观化的个体情感叙事具有跨越边界的弥合力量，不仅超越了国家的地理界线，给全世界读者带来了精神上的陪伴和抚慰，也超越了性别、种族、政治、宗教等身份边界，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精神力量来面对死亡、疾病、纷争、歧视等各种类型的危机和创伤。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