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房间在养老院走廊尽头，20平米左右，一个月2000块钱，包吃住。房间简单布置了一下，铺了地毯，在屋子一角贴上了壁纸，摆了我喜欢看的书。窗台上，我放了一些花，对面就是大山。没想到这间养老院的小屋，成了我临时的家。
养老院一共有5栋楼，住着500多位老人，分护理区和健康区。我住在健康区，这个区的老人有活动能力，出入自由。刚住进来没几天，对门就来了一个80多岁大爷。
夜里两点多，我被咣咣咣的声音吵醒，推门去看，大爷拿着个不锈钢餐盘站在门口，电视声音开到了最大。隔壁大叔正在跟他理论：“你干啥玩意儿，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儿刷盘子，弄得丁咣直响？再说你这电视我都说多少次了，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咚咚跳得睡不着。”大爷挺委屈说，没多大声儿啊，动静挺小了。他以前是体育老师，后来脑梗记不住事了，拄着拐杖，耳聋严重，身体也不受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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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层楼的老人，很多早晨4点多就醒了，在楼道里说话。我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七点去食堂吃早饭，回来后收拾房间、看看书。中午十一点半吃午饭，午饭后休息。下午有时去活动室和老人一起写书法，或者听他们唱歌。五点吃晚饭，饭后大家一起做操。
通常情况下，九点就躺下休息了。睡不着就刷刷视频，看看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主要是不熬夜了，作息终于回到正常状态，过去十一年里从没有过的。
开始和老人相处也让我感到困扰，有时发生误会。我们楼层的仲阿姨70多岁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电梯里，她瞪大眼睛盯着我，问我去几楼。我说5楼，她就一直盯着我，凶神恶煞的，我觉得她不好惹，就绕着走。后来我晾衣服，她借给我夹子，我忍不住问她：阿姨，你（那天）为什么那样看我？她说她一个眼睛是假的，另一个散光，不瞪大眼睛看不清我。
有一天她要去市里，我让她带上我。结果吃饭后公交车都来了，我找不着她了。后来别人说她打麻将去了，我就很生气，去活动室找她，她还反问我：“我说要去市里了吗？”她叫我不要生气，说自己出过车祸，撞到了头，总忘事。
这种事儿在养老院很常见。同楼层的张阿姨以前是老师，有一次外面下雨，我们一起坐电梯下楼，我去三楼，她去一楼。我提醒她去一楼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她以为我不让她去一楼，说“我去一楼又不影响你去三楼。”我当时很郁闷，心想真是沟通不了。但第二天，她像没事儿人一样和我打招呼，还邀请我去看她弹钢琴。
相处久了我慢慢知道，老人一。个是健忘，明明约定了一件事，到点儿人就找不到了，你跟她说，她还显得无辜。再就是耳背，我寻思不就问个路嘛，至于这么大声吗？后来知道了，他们跟谁说话都像吵架，自己聋了，怕声音小了你听不见。他们也会自嘲：“耳聋好啊，啥也听不见，可清净了！”
老人都喜欢跟我聊两句，总是问：这么年轻就住在这里？是不是工作人员？我就开玩笑说，我是来养老的，慢慢大家接受了我的存在。
在护理区，有一位80多岁的朱姨，脑血栓的关系，一直坐在轮椅上。她特别喜欢管闲事，哪个老人下楼了，谁不听话不爱吃饭了，都会注意到。她没事儿就坐在窗户下，看大家的动向，然后跟护理员汇报。有些老人不喜欢洗澡，会跟护理员说已经洗过了，朱姨立马去报告，“她还没洗呢！”大家都叫她楼长。
朱姨以前是农民，没有退休金，养老院的费用是女儿交的。女儿经常来看她。同楼层的一个老头还追求她，她坚决不同意，说不想再搞对象了。
东北人自带喜感，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阿姨们一见到我就说：“你二十岁了吧？身材真好！你看你脸长得圆润，一看就有福。”不管是真是假，听起来都让人开心，这些老人也把我当成孩子，一有不舒服就给我拿药，有种被长辈呵护的感觉。
我老家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一个村子，父母都是农民，但我爸喜欢看书，文学、地理、历史都看。他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条件差，但他坚持鼓励我上学。我们村没有学校，只能去县里上。从学校到家骑自行车40分钟，冬天放学天就黑了，我自己骑回家。
路上一大片杨树林，远处村子漆黑一片，穿过杨树林要上一个大坝，坡度高，雪又厚，我经常推着车滑倒好几次才上去。前面就是火车道，我穿着棉裤棉袄，戴着帽子，全身是雪。远方有一束光，我知道火车要来了，就站在大桥下，等它过去。现在还能回想起来，车窗里有一个男的穿绿色毛衣，喝着饮料，吃着面包。那一刻我在想，以后我也一定要坐上火车离开这里，去很远的地方。
2012年我去了北京。刚开始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做店长，吃住不花钱，下班就写一些文字，发在博客上。一个导演朋友偶然看到了，觉得还行，让我尝试写剧本。我觉得这样的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就辞了工作，进入编剧行业。我上中学时就偷偷写作，寄两三千字的小说给杂志社，收到证书老激动了，快要哭了。
但我理科太差，高考一般，大学读的是服装设计。转行做编剧，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学。修仙类小说我一点都不喜欢，但那时公司在做相关剧本，我每天要读十几万字，就硬着头皮读，不管是上厕所还是吃饭，都在读。那时候我特别努力，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做编剧头几年几乎不赚钱，这一行大多项目完成拍摄后才会发工资，但又有很多因素导致剧本无法拍摄。我那时候1500的房租，和一个女孩合租。早晨便利店买包子豆浆，中午在公司吃饭，晚上随便对付一下，不是在出租屋就是在公司。
我爸问我过得怎么样，我总是报喜不报忧，说挺好的。生活上那些事儿，我觉得不重要。通宵赶稿是常有的事儿，赶上长假别人都回家了，我就留下来，多写一集就多赚一集的钱。
这种紧绷的状态持续了七八年。总觉得自己写得不好，领导批评我写了这么多年还犯低级错误，我难过但不敢表露，就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偷偷哭，回到出租屋和舍友互相安慰。无论如何，第二天都要激情满满地上班。
每天大脑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梦里也想着剧本。为了不遗漏灵感，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我们有一个小群，大家会在有灵感的时候随时交流。这种24小时待命的状态其实让我感到巨大的压力，喘不过气。
但那时候意识不到。能直观感受到的，就是一个月感冒两次，每次都发烧，打一次吊瓶要200块，至少要打三天，差不多要花大几百块。为了省钱，我很多时候就吃药挺着。领导知道了，让我休息，但我不想停下来。
后来体重开始下降，吃不下饭，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了很多药，刚好一点，又差点晕倒，我就感觉事情不妙。去年8月去医院检查，诊断出药物性急性肝衰竭。抽血化验，扎了好几个地方，总是差两管抽不出来。医生让我马上住院。我首先想到：我会死吗？医生说先观察一周。
生病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年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有没有真正享受一下生活，好像都没有。做编剧11年，我写了600多万字，每天都在低头码字，低头码字，都没有为自己好好做一顿饭吃，每天都在糊弄。
父母也在我工作最忙的那两年去世了。2014年，我母亲心脏病导致器官衰竭去世。料理完后事，我在家里陪我爸呆了一个月。老房子就剩他一个人，他说让我回去工作，家里还有我姐和我弟。我回去之后，还是抽出时间，带他去了上海、绍兴。我爸在三味书屋买了茴香豆，他特别开心说，“我二女儿好，你看看咱村里头有谁能带着自己的爸爸去坐飞机。”
我平时跟我爸聊得很多，大事小情都跟他说，买了很贵的糖葫芦也会告诉他。他身体其实不错，没什么大病。2016年一天夜里，我弟打电话说，爸出车祸了，没和他见最后一面，就走了。我就突然心里一下子空了。
那时候感觉灯塔灭了。父亲去世后，我把他的手机带在身边，有时候翻出我俩的聊天记录看看。我总做梦，梦见下学骑自行车回家，他俩在院子里摘菜等我，醒来才意识到那个家已经没了。
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人生其实挺失败，没有好好去爱我自己，爱周围的人。我那会儿37岁，没有结婚，父母也不在了，老家只有空着的老房子。当时就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待着，想回到黑土地，离家更近一点。
在养老院，李阿姨是我第一个认识的老人。我被安排和她坐在一桌吃饭，她在这儿住了8年。有一天，我看她心情挺不好，没吃几口，也不说话。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去看了儿子，儿子不认识她了。
李阿姨的儿子是精神病患者，已经20多年了。她老伴瘫痪了十几年，住在护理区。阿姨一生坎坷，第一个女儿夭折，二儿子得了精神病，她自己做过一次特别大的手术。一般会以为坏事情过去之后就会好转，她的人生并非如此，一件比一件更糟糕。
李阿姨说自己的记忆不太好，但想把之前的事情记录下来。我当时就想，帮她写回忆录。每天下午李阿姨就来我屋子里聊天，经常给我带吃的。回忆录现在已经写了5万多字。
“1976年的1月8日，是我第一个孩子夭折不久的日子。那天零下38度，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从家到工厂要经过松花江，江两边早已上冻，但中间还流着湍急的水。我来到江边，停了下来，看着滔滔江水向远方奔去。不知为什么，我的脚竟不受大脑控制，放下自行车，一步一步向江里走去，就像前方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一样。
大脑一片空白，我只管向前走。突然，我一脚踩空，掉进了江里，江水穿透了我的骨髓，我的身体急速下沉。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人一旦清醒过来，就没了死的念头。我吓坏了，赶紧向岸上游。但棉衣棉裤被江水浸泡如同灌了铅，我的身体马上要被拽到江心，任由水流冲到下游。我想起我的家人，无力挣扎时，在一个拐弯处，一块儿厚重的冰把我拦下来。我带着挂满冰瘤子的身体爬上岸，整个人像松花江上的一座冰雕。我坐在岸边，心里想的是活着。”
这是阿姨记得很清晰的一次经历，她跟我说，眼泪早已经哭干了。现在只要她活着，这个家就在，她是儿子和丈夫的希望。
回到东北后，我也有一段时间处在抑郁期。这么多年累积的那个小成就，全部瓦解了。很多人说我挺可怜，年纪轻轻就生了一场病，父母又不在了，没有一个安稳的住处。李阿姨开导我，她平时参加养老院的活动，该跳舞跳舞，该唱歌唱歌，“自己过好了，才能给别人带去快乐。”
李阿姨天天来我屋子，也是想找我说说话。她在养老院没什么朋友，有些老人觉得她不正常。她很爱买东西，鱼缸就买了三个，平时傍晚，就坐在小广场荡秋千。她住在我楼下，是走廊尽头的一间房，也可以说是养老院塞得最满的一间房。
鱼缸、电视、电子琴、老式挂钟，还有各种箱子，中间只留出一条小路。床上也摆东西，一个可以对话的智能屏，一个红色台灯。窗户被东西盖上了，屋里挺暗的。李阿姨和老伴住进养老院后，就把房子卖了，屋子里是她全部的家当。我坐在她的床上，看着周围的东西，觉得可能有这么多东西才能让李阿姨安心。
我去那天正好赶上停电。她很着急，担心她的鱼没有氧气了，也不顾我在，就摆弄自己的鱼缸。下午来电了，鱼缸灯亮了，她才放松下来。整个屋子里，鱼缸是最亮的，在这里陪她的只有鱼，和那个可以对话的屏幕。
有一天，李阿姨说不想聊了，她说“孩子，你是不是挺累的？要不就别写了。”她知道我身体不好。我后来也和别的老人聊。我问他们是否感到孤独，他们说，在家更孤独——孩子们都上班，岁数大的，儿女也是老年人了，身体不好，没法照顾他们。但老人是不会聊未来的。
我来养老院生活已经三个多月了，从一线城市回到东北郊区，一下子闲下来其实也很无聊。晚上该干嘛呢？我没事做，也不看电视。我一直问自己：真的能在这里待下去吗？甚至想过可能住几天就走了。
有时候就听养老院护工和院长聊天。聊到常来看父母的子女，还是挺多的，但也有一些不给交养老费。还见过不给看病钱的，直接来抢银行卡，老人当场气病了，只能养老院垫付药费。老人他们对死亡早就看淡了，在养老院住着，是考虑有一天动不了了，有人管他们。
1号楼的马大爷，80多岁，我后来跟着他，记录他往返40分钟推车卖纸壳子的过程。捡了半个月，赚了52块。他没有退休金，住在养老院最便宜的房间，每月1100块，儿子给交的钱。平时他尽量不向孩子要钱，花销就靠卖纸壳子。
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死亡是5月的一天，中午，楼下几个老人在念经，声音很大。几个阿姨趴在窗边看，和我关系好的仲阿姨指着楼下，告诉我老人遗体存放的位置——家属从外地刚赶过来，要等办完手续，再告别遗体。到了晚上我就害怕，阿姨说有什么好怕的，“有一天我也会死的，我肯定死在你前头。”
我生病的时候会想，我应该不会活太久，但是跟这些老人聊天，谈到死并不会觉得沉重。大家想得更多的是：最好让我突然就死了，千万别像在护理区那样受折磨。
现在我白天就和老人聊天，听他们讲各自的故事。大概半个月去一次市里，买些水果和生活用品，一个月花销不到3000。
前一阵，有一个00后的小伙子住进来，学法学的，来这里准备考研。他之前考了两次都失败了，父母想让他工作，但他仍在坚持。他住的房间在边上，很安静。刚来的时候说让院里给他一张学习桌就行，柜子里满满的都是备考的书，话不多。他压力应该也很大。
最近还有一对福建双胞胎姐妹来了。我们只有去食堂吃饭的时候会见面，简单打过一次招呼。她们几乎不和别人交流。我想，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年轻人一定有外人不能了解的事。他们不希望被打扰，这里也能给他们一个私人空间。
我闲下来会去后山坐一会儿。有一片林地，老人都喜欢在那里避暑聊天。一个大爷每天拿着蓝牙麦克风唱歌，我从他旁边走过，他就故意抬高调门，还把话筒递给我让我唱。这些老人也会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会不会回北京？其实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做了很多规划，现在只想好好休养，不想再做规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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