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长的办公室里，200多名员工分散于各个隔间，刘嘉从自己的座位站起来可以环顾周围同事，用他喜欢的闲聊方式向机器人识别技术组的同事发问。
“我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想了解更多东西，不知哪天就会用到。”刘嘉告诉记者他喜欢聊天，但坚持独立思考。
而这正是他的院长樊建平最愿意看到的一幕。他正试图在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建造一个成果转化畅通、不同学科达到完美交叉的科研院。
28岁的刘嘉去年自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获得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回国仅3个月就找到4家接收单位，但他选择了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进院）做助理研究员。刘嘉解释他的选择时说：“在英国，我看得到自己10年后的生活，而在深圳不会。如果去企业，我无法深入科研。我感兴趣的是如何使研究成果转化成商品，在先进院，我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可以和不同专业的人合作，体验科研成果成为产品的喜悦，这将很有成就感。”
虽然去年3月时先进院仅有5个人，9月底才正式成立。然而，今年3月22日，樊建平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预期要有400多人，构成多个团队，现在的人数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但他也认为，先进院一年的发展比自己预期的要快。他分析，深圳是我国区域创新体系中最有创新活力的城市之一，制造业集中，机制灵活，整个环境更适于创新。此处的宜居环境也有利于吸引人才。
樊建平是有野心的“先进院要成为世界科学家的一个平台，吸纳更多的与世界学术水平接轨、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到这个平台上做点儿事。”说这话时，他更像一个精明强干的管理者，而不是那个钟情于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的研究员。
对于人才如此极端地渴求，来自于樊建平和先进院副院长徐扬生不断强化的一个概念系统集成。
徐扬生说：“把一些零件散放在桌上，就是一些零件而已，但是如果你将它们合理地组装后，也许就是一辆电动汽车，也许就是别的功能性产品，这就是集成技术。目前，新的科学发现难有突破，但是集成创新不但是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也符合中国人的特性。”
先进院的定位，即有选择地开展现代制造业相关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先进技术研发与系统集成创新，并成立了核心科研机构先进集成技术研究所。集成所的研究对象是集成技术，即对计算机及应用软件、传感器、通讯及驱动机器等进行集成，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功能不同于任何一个部件（或子系统）的新系统的技术。
集成技术需要的是各个领域的人才，清华大学教授谈自忠说：“集成技术要的是将才，条件有三，一是有一定的专业基础，诸如数理化、生物等；二是专业领域内涉及的经济、工程等要有所精通；三是有学习能力。”
在谈到自己的理想王国时，樊建平将人才结构比喻为“要像一个哑铃，顶天立地”，让海外与本土的科技人才占据两端。传统研究院所的人员配置更像一个橄榄球，自己培养的人才占了绝大多数，机制所限，吸引海外和本土人才就成了球体尖尖的两端。
在去年筹备建院的同期，先进院就策划了首届“IEEE（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集成技术国际学术会议”。今年3月底，会议在处于深圳最繁华地带的一个五星级酒店里举行，占了酒店两层、会议厅6间。会场外则张贴着招聘人才的海报。目标十分明确，一个是让年轻的科研人员练兵，更重要的公关对象则是数名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专业领域内非常有建树的学者。
樊建平煞费苦心地请这些国际“大腕儿”来不只是作主题演讲那样简单，他要展示先进院这棵“大梧桐树”。具有海外经验、背景独特的副院长徐扬生在3天的会议期间，忙得连接受记者20分钟的采访都不可能，因为总有人在等着和他谈话。
徐扬生做过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调研工作。他认为，不仅是国内，国际上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环节都不太畅通，它们与企业的联系总是处于脱节状态。
徐扬生，不仅是先进院的副院长，也是先进集成技术研究所的所长，但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与别的同事不同，职位是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和校长助理。集成所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先进集成技术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深圳政府、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香港中大）共建。
在香港中大任教10年的徐扬生说：“香港中大整体发展很好，经费充裕，吸引了很多世界顶尖教授，但是生源少，质量也较差。并且由于地域局限，没有大的研究项目，这样师资力量无形中被浪费了一部分。”这好比你的房子小，就只能拿小玩具在桌上玩玩，而如果空间足够大，你甚至可以放一列火车去摆弄。深圳这边恰好就是一个能提供大项目、大舞台的地方。
“香港中大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作了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中大的教授来先进院作项目，视作在校内工作，不用申请准假。”徐扬生说。
于是，十多位港中大教授都带着自己的项目来先进院。同时，海外来的客座教授也日益增多。樊建平说：“院里给他们配副手，组建团队，提供开放技术平台。至于项目统筹、企业联系，院里有专门的部门做。”
先进院倡导的管理理念，来自于国外许多著名研究机构的启发。其中，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管理机制很为樊建平推崇。
巴斯德模式的基本思想就是从应用领域提取科学问题并进行研究，从而将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地结合起来，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也就是从应用中寻找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利用研究成果解决问题，并进行理论升华以引导应用。
在受命于中国科学院筹建先进院后，樊建平和他的工作组成员转遍了发达的南方工业区，对140多家企业进行了调研，为先进院进行科研定位。
毕业于美国田纳西大学的博士林翰很清秀，书卷气十足。他自去年11月加入先进院的产品与工程仿真实验室。此前，他在外资企业做得有声有色。然而，正是与企业打交道久了，他发现了许多企业中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应用自己的专业计算机辅助工程很好地加以解决，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去做。
当先进院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时，他没有犹豫，“单纯从利益讲，是降了，对个人考虑不多。”因为他理想中的工作状态是，不功利地解决产业中的技术问题。
当接受采访时，林翰和他的小组的多项成果都与企业在洽谈中，其中一项技术已被企业应用。保守估计，他们成功降低了电子产品外包装10%的成本。技术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为了防止电器摔损，企业一般都用较厚的泡沫材料，因此一件包装就需要10多元钱，“但实际上一个东西掉下来不是哪儿都摔坏，而是局部破损，我们的技术就是根据物体摔落的这一特性，利用计算机辅助，使一个泡沫包装材料薄厚不一，有些地方甚至挖空，当然我们的设计也要适合泡沫材料生产工艺流程的切割。”林翰说。
林翰不认为自己有非常远大的理想，他只想通过计算机辅助工程的推广，改善华南地区制造业的生产状况。
像林翰一样，在先进院一个研究人员可以身担多项研究课题，但他可以埋头只搞科研，无须操心设备、转化、承接、商业等与课题内容无关但却深刻影响研究结果的事务。
樊建平采取了和老科研院所的管理方式不一样的矩阵式科研方式。他说，“传统科研机构的科研组织形态长期采用人员不流动的PI制，即设备环境、研究开发和产业化活动均依赖和归属同一课题组，科研活动的效益大大下降。先进院按科研活动形式设置由集成所（研究）、开放技术平台（设备和科技支撑）和工程中心（产业化）3部分组成的科研管理体系。将知识生产过程进行类工业化的管理，在全院范围内对资金、设备、人力进行优化调度和配置，提高科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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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科学发展到现在，个人思想火花迸发的科学发现已经少之又少，世界最主要的科研进展都是团队成果。因此，根据项目的不同，先进院建立了3个机构平行的模式。在这里，知识产品的开发被分类为想法开发产品化3个阶段，分别在实验室、研究所和工程中心实施。
毕亚雷热情善谈，之前是安科公司的总经理。现在，他承担了一个对于科研院所来说十分独特的角色先进院工程中心主任。
“我就是那个用工业界的透明语言说技术给企业家听、告诉技术开发人员下一步该怎么做的人。”毕亚雷轻松地阐释了自己的角色定位。
“过去我在企业听到的都是有关技术的美丽故事，他们对我只说好的一面，现在研究人员会告诉我技术的缺陷，我就可以正确判断这项技术，比如，香港中大的一位教授给我讲了他的技术，也说了还有哪个问题还没能解决，而剩余经费不多，恐怕难以解决。我就告诉他，你先用剩下的经费做个样品出来，看到样品了，就会有感兴趣的企业跟进支持。”毕亚雷和他的工程中心主要进行技术产业化工作，包括技术转移、转化和规模产业化。
“一项研究成果很可能是一位教授一辈子的心血，他能不慎之又慎？而企业的根本就是利益最大化，我要平衡两者之间的问题。”毕亚雷对自己的任务很有信心，但他也意识到企业背景使他在科研机构还需要一段磨合的时间。
中科院计算所的博士生朱定局所在的计算与数据模拟研究中心，为了便于和不同领域的人员交流，每个人有时要准备作讲座来讲解自己的专业知识，或者每周要开会汇报课题进展，朱定局的业余时间则用在了学习气象、遥感等相关知识，他热切地说，“希望能有机会去国外学习一段时间。”
此时，刘嘉有些发愁和医生沟通交流的机会太少，因为他所在的课题组正承担“肝脏手术规划”课题，他负责CT图像处理部分。他自己掌控进度，遇到难点，会去找课题负责人讨论，无需每周汇报进度。对于不同领域的知识，他通过和同事聊天或上网查资料解决，他也更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和在英国作课题时一样”。
来自香港的徐扬生、外企的林翰都认为不同的行政管理还需要时间来磨合。但时间又太不够用了！因为他们虽然身担几个不同的项目，但还不想就此放弃基础研究，实际上林翰已经申请了两个基础研究课题。
“有利的因素往往也是不利的一面。”毕亚雷在思考，贴近市场是先进院的优势，但是市场的影响一旦过于强大，会不会把科研方向打散？
樊建平给自己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3年左右交出一个新式的研究机构。”他认为如何突破自我，将取决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对世界的认知程度”，这也是他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